日本的醫療水平高于中國，處于世界最高水平。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2013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從人類預期壽命、死亡率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等9個方面對全球194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及醫療數據進行了分析，日本排名第一。以最直觀的預期人均壽命來看，中國為75歲，處于中上游水平，日本為84歲，與瑞士等國并列世界第一。
中國的醫療水平雖然在建國后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巨大，僅以人均壽命而言，我們還停留在日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原因一：國家投入大、醫療保險覆蓋面廣
從投入力度來看，中國衛生事業總投入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在5%左右，而日本是8%。從總投入中政府與個人所占比例來看，根據2011年的統計數據，中國衛生總費用約為2.4萬億，其中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總支出是30.7%，社會總支出34.6%，個人支出是34.8%，而日本個人支出的比例只占總衛生費用的12.8%。至于衛生投入的轉化率和公平性就不吐槽了，各位可以百度一下“干部病房”。
中國目前實行的醫保制度實際上是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農合、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三軌制，現在所謂“取消雙軌制”實際只是前兩者的合并，而且尚停留在試點階段。在日本，只要是未加入工作單位的健康保險者均可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即使是外國人，辦理了外國人登記并且持有1年以上的居留資格也可以加入，參加保險后在因病、受傷而接受治療時，自付比例為30%。當然較廣的醫保覆蓋面帶來的財政負擔也比較大，加之日本持續多年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國民健康保險每年財政赤字金額超過3000億日元，目前日本也在進行醫保制度的相關改革。
原因二：醫學硬件設施先進、科研水平高
在臨床醫療尤其康復醫學、腫瘤醫學和再生醫學領域，日本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亞洲首例心臟移植手術是日本的和田壽郎于1968年完成的（我國是1978年），我國心臟介入學科在建設之初也曾有許多人才到日本進修。醫療硬件的尖端代表重粒子癌放療設備目前只有日本三菱重工和德國西門子生產，日本住友、三菱、日立則是另一個代表質子束放療加速器的主要生產和建設商，目前世界1萬2千多名重粒子治療病例中，日本國立放射線醫學綜合研究所（放醫研）占了9000多例。在基礎科研領域，日本的水平也處于國際前列，獲得2012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的誘導干細胞技術發明人就是日本人山中伸彌教授，此前日本科學家已因綠色熒光蛋白、生物大分子質譜分析、抗體的遺傳原理等發現多次獲得諾貝爾獎。
日本的現代制藥業歷史悠久，規模龐大，在《制藥經理人》發布的2014年全球制藥企業50強排行榜 (2014 Pharm Exec top50)中，日企占據其中9席（中國制藥企業無一家上榜）。由于在光學、電子、信息、機器人等領域的傳統優勢，日本的遠程醫療、醫療機器人、醫學影像等技術目前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原因三：現代醫學教育歷史長、水平高；醫護待遇較高、服務態度好
日本是亞洲最先系統建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的國家，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便開始廢除漢醫培養西醫人才，至二十世紀初，已有西醫執業醫師近萬人，而我國的現代醫學教育始于二十世紀初，且協和、湘雅、同濟等著名醫學院校都是由外國人創辦的。日本文化愛好者可能都知道，日語中“先生”作為敬語是只能用在教師、醫生、作家、律師、議員這樣人群身上，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醫生在日本的地位之高。在日本醫生算是白領中的絕對上層（綜合收入和地位而言），當然成為醫生的難度也大，就讀國立大學的醫學部首先要參加日本的高考，達到學校分數線后再參加醫學部的二次考試，成績需達到一流大學的中上水平才有望入學，醫學部的學習是6年。而就讀私立大學醫學部的學費大概是每年400萬日元，無論公立或私立，都需要通過國家醫師資格考試后方可行醫。
日本的醫生和護士地位差距較大（但護士社會地位也不低），護士要對醫生絕對服從。除了發藥打針這些中國護士要干的活之外，日本護士還承擔了很大一部分觀察病情、化驗和健康教育工作。日本護士服務態度極好，很多影視作品都有反映。護士在日本屬于中等收入階層，2011年的平均年薪是475萬日元（按現匯率約合人民幣29萬元），但是由于工作強度大、經常上夜班，離職護士的不在少數。
